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区域协同的重点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项目合作，进一步向科技创新、产业协作、公共服务、要素配置等更深层次领域拓展。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强调要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认识南京都市圈的发展，不能只从南京及周边城市自身出发，而应将其放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的格局中进行审视。

《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2026—2035）》明确指出，南京都市圈地处长江下游，是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我国东部、中部两大板块，衔接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的重要枢纽区域，也是我国较早启动建设的跨省都市圈。新一轮规划进一步将“长三角区域综合枢纽”作为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发展定位，提出构建东西双向互济、要素高效循环的区域综合枢纽，主动对接上海高端资源，并推动南京都市圈优势资源向长三角西翼及更大范围辐射扩散。这意味着，面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南京都市圈承担的不仅是深化圈内合作、自身能级跃升的任务，更要在区域链接、创新协同、资源配置和制度探索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立足东中交汇，发挥承东启西的战略支点作用。

南京都市圈最突出的区位特征在于，其处于长三角核心区域向西、向北拓展的重要支点。向东，南京都市圈沿沪宁方向与上海大都市圈和长三角核心区域紧密联系，可以更好对接高端创新、金融和现代服务业资源；向西，通过长江经济带和宁合方向，与安徽乃至长江中上游地区形成广泛联系；向北、向南，又可分别加强与淮河流域、杭州都市圈及长三角南翼的联动。因此，南京都市圈并不是简单地“向东融入”，而具有鲜明的双向链接和多向辐射特征。

新一轮都市圈规划通过谋划沿江、沿沪宁、宁杭、宁滁蚌、宁淮宣等多条发展轴带，进一步强化都市圈内外联系和要素流动。其核心意义在于，把长三角核心区域的高端资源、创新能力和开放优势，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基础、发展需求和市场空间更加有效地衔接起来。“承东启西”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产业从东向西转移，而应体现为资源的承接、整合、转换和再配置过程。南京都市圈对周边地区和更广腹地的服务能力极大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辐射半径和带动能力就越能得到持续拓展。

二、厚植科教优势，强化长三角创新资源集成与辐射能力

创新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区域竞争逐步由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转向创新网络和创新生态之间的竞争，南京都市圈的价值也不能只体现为高校院所、科研平台和创新成果的数量增加，更重要的是提升创新资源的集成和协同能力，合力推动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南京科教资源优势突出，又处于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关键节点，在推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创新平台共享方面具有较强的协同基础。

新一轮都市圈规划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方向。一方面，南京都市圈积极对接上海大都市圈以及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承接上海高端创新资源溢出；另一方面，加强与合肥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等长三角其他都市圈联动，深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和产业创新平台协作。这意味着，南京都市圈在长三角创新版图中的角色，应进一步由“创新资源集聚地”向“创新资源组织者”转变。这种组织能力首先体现在都市圈内部。规划提出强化南京原始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中枢功能，探索形成以南京为研发策源地、圈域城市为成果转化承载地的协同发展格局。其核心不是简单的科技创新合作，而是依据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对研发、转化、制造等环节进行更加有效的组织和系统化集成。只有把南京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都市圈共同的创新能力，把单点创新转化为跨区域创新网络，南京都市圈才能更好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提升综合枢纽能级，把区位优势转化为资源配置优势

南京都市圈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但区位优势本身并不等同于发展优势。建设“长三角区域综合枢纽”，关键在于提升资源要素的集聚、组织和配置能力。传统意义上的枢纽，主要表现为机场、铁路、港口和公路等交通设施的重要节点；在新的区域发展格局下，综合枢纽的内涵已经从交通连接拓展到要素配置，不仅要提升通达效率，也要增强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物流和信息等资源的配置能力。

南京都市圈建设高能级综合枢纽，不能停留在交通设施和通道建设层面，还要推动枢纽流量向产业增值和价值链接转化，提升资源配置和区域辐射能力。新一轮规划提出建设协同共享的都市圈机场群、分工协作的港口群和多层次综合客货运枢纽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缩短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也在于提升都市圈内部以及与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通道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向东，主动对接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开放功能；向西，拓展长江中上游和中部地区腹地，加强产业、物流、供应链和市场联系。最终，要把综合交通和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资源集聚、要素配置和区域辐射带动能力。

四、深化跨省协同，创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南京都市圈的另一鲜明特征，是跨越苏皖两省。这一跨省属性，使南京都市圈不仅具有经济联系和功能组织上的特殊意义，也成为探索跨行政区治理协同的重要实践区域。随着都市圈合作由交通互联逐步拓展至产业创新协同、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要素优化配置，跨行政区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凸显。规划标准如何衔接、公共服务如何共享、产业合作收益如何分配、跨界生态环境如何协同治理，都需要更加稳定和成熟的制度安排。

新一轮规划将“全国同城化发展示范”作为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发展定位，提出以宁镇扬、宁马滁同城化片区为重点，统筹规划编制，推进毗邻区域功能融合，建设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城乡融合示范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一轮规划将协同发展进一步落实到了制度层面，提出完善统筹协调、利益共享和区域联动机制，推动市场规则衔接，并探索跨区域财税共享、产业转移利益分配和生态补偿等制度安排。这表明，南京都市圈同城化正在从以基础设施互联和项目合作为主的“物理联通”，进一步迈向规划共谋、政策协同、规则衔接和利益共享的“制度联通”。

归根到底，南京都市圈的战略价值，并不在于简单扩大南京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而在于通过更加紧密的区域协作，推动南京中心城市功能向都市圈整体功能协同、政策联动延伸，以都市圈发展优势增强长三角区域协同效能，并在跨省合作实践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体化经验。这既是南京都市圈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功能定位，也是其服务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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